这种针对泛道德主义和政教合一的讲法，不是80年代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讲法，应是他赴美任教后受到海外学者的影响所致。

《白虎通·宗族》：九族谓：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儒家的许多道德观念就是在家族、宗族基础上形成的，反过来巩固和维护家族、宗族的延续与文化传承。

余英时认为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在两千多年中，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儒学已一步步进入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儒家的身在许多时候指代自己、自身，《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不？《论语·颜渊》：一朝之忿，忘其身，这里的身就是指自身，与己是一个意思。身女子适人有子为四族也。现在，笔者更明确地认识到社会儒学不仅仅是一种现代儒学形态，其实也是一种历史形态。作为弟弟，应当敬爱兄长。

新加坡领导人正是应用了中国儒家的齐家而后治国的思想。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论语·颜渊》）同样把足食放在首位。

这说明仁与人可以互训,二者合起来就囊括了人道的含义。既尔,则亦必二人以上交相依赖,然后人格始能完成。（《论语·为政》）朱注：道，犹引导，谓先之也。明器是指随葬的器物，古人又称为藏器，后世又称为冥器，就是指专为死人加工，形象上相似，功用上不可利用的器物，因而做工一般都比较粗恶。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儒家传统中包含若干思想资源，它们可以与现代‘人权概念相接榫，并且在儒家文化的脉络中为它提出另一种证成（justification）。不是以维护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为出发点，而是力求照顾到人际双方的利益为基点。

这些东方文明的复兴将采取新的形式。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只能是人的感觉和利害关系，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看待自然，看待世界。圣君贤相，既已千载不一遇，故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盖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

《论语·乡党》载：厩焚。不是以氏族群体为出发点，而是以个人修身为基点。[17]P275、267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多元文明。在孔子看来，用俑殉葬仍然近乎用人，也是不人道的，所以孔子表示反对。

[4](P3)这就相对清楚地说明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特质，而儒家的道是源于对历史文化的反思，由古今之变而天人之际，形成了关注的是人根本存在的形而上的终极价值，这就使儒者能够培养出一种使命感，使他们在现实当中能够明道、体道、修道、守道，道寄予他们一种文化理想，一种精神家园的眷恋。《礼记·檀弓》说这种明器竹不成用，而瓦不成膝，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簴，竹器、瓦器都无法使用，琴瑟和竽笙没有宫商之音，钟磬无法悬挂。

因此，人道原则如果不与权利概念相结合，便会流于空泛，或者指向单纯的道德义务。这样，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秩序社会。

孔子将‘仁解释为‘爱人就显示了这样一些特点。西方人文主义是一特定时代的一种思潮，一次以人为目的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向来没有人权这个名词观念，但由于有人性、人伦、人道作为生活的原理和轨道，所以几千年来，实在比较西方享受有更多的人权。而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这种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孔孟与荀子虽然共同言道，但其内涵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孔孟的道中包含着更多的文化批判因素，而荀子则更看重士人对现实政治的参与效果。[15]（P5） 原因在于仁政只强调了义务，而忽视了权利，使权利义务分属不能的政治主体：至圣大贤有仁而无权，暴君贼臣有权而非仁。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以保障民生为核心，以推行教化为归宿。二、人道与仁道、仁政 按儒家学说，西方思想中的人权（human rights）、人道（humanity）都属于儒学话语体系中与天道、地道并称的人道范畴。

倘若离开权利来谈人权，就会流于空泛的人道主义。孔子说，用泥车和草人草马比较好，制作偶像的人是没有仁爱的表现，这不是接近用人来殉葬吗？可见孔子赞成用泥车和草人草马，反对用偶像。

这意味着‘放弃把一个文明解释为一种理想，或毋宁说是唯一的理想，……相反，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牧之保之云者，其权无限也，故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当如是，而无术以使之必如是。

[2](P53)关于现代人权与儒家传统，李明辉经过分析、比较，认为美国学者帕尼卡（R .Panikkar）曾归纳出《世界人权宣言》的三项哲学预设，一是普遍人性，二是个人之尊严，三是民主的社会秩序，在这三项预设当中，前两项预设无疑可在儒家思想（尤其是孟子思想）中发现有利的思想资源。正如严复批评的那样： 夫制之所以仁者，必其民自为之。西方人坚持他们的权利,而东方人渴望梦想成真。所以，孔子先关心人的伤亡，后关心马的伤亡。

孟子的仁政说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重民、重人的民本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将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孟子•离娄下》说：恻隐之心，仁也。

[1]孔子要求士人们能够超越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在道的基础上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一个人如果不仁，就是把礼乐的形式做得再完美，也没有任何意义。

何也？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其施仁也，常有鞭长莫及、有名无实之忧，且不移时而熄焉。[18]P24、22这是西方学者的期待和期望，更是我们应该努力的道路和方向。

换言之,若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则所谓人格者决无从看出。今天，仁道观念可以成为人权理论的价值基础，以弥补西方人权理论过分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的弊端。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8](P30) 梁启超认为仁与人的相通集中体现在人格的树立，换句话说，人格是在人与人交往中以仁心待人，以仁道处理人与人关系当中树立起来的。

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仁道 人权理论 儒学 。儒家人道的基本内涵包括仁者爱人、忠恕之道、仁政王道等。

《孟子•尽心上》载：仁也者，人也。春秋以降，二者一分为二，儒家只能以仁政为基本理念的道统与以权力为基本追求的政统进行抗衡。

概而言之，人道就是一种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是一种对做人的基本价值的追求，同时，也包含了追求更高价值理想的仁道。合仁与人而言之，则人道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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